同樣，在地區層面，在區域合作，區域治理，甚至地區矛盾解決方式上，亞洲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楊伯江舉例說：“我一個切身的經歷，在2005年，我去美國的布魯金斯進修，在此期間，美國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使得中日關係非常緊張。結果我到華盛頓DC之後，被眾多美國同行都詢問同一個問題，中日是否會爆發海上戰爭，如果爆發會以什麼樣的形式，什麼樣的烈度爆發。坦率地說，小泉首相在任五年多，連續6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陷入僵局，作為中國人，中國學者我們是感到非常憤怒的。但是武力解決問題從來不是中國的想法。所以，在去華盛頓進修的那一年時間裡，我就非常深切地感覺到，中美之間、中西之間的文化不同，有我們解決問題，管理分歧的方式，這恐怕會成為亞洲方式。”
楊伯江認為，亞洲方式的主要特徵之一是“否定二元論”，所謂二元論就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觀，世界只分為兩種。楊伯江說，在亞洲看來，在黑白兩端之間還存在著大量中間的空間可以轉寰，可以回旋。所以，80多年亞洲社會實踐需要理論升華，就像新加坡外交官馬凱碩《亞洲能思考》的書中提到的“亞洲能思考嗎？”確實我們到了理論升華的時期。
第三，如何有可靠持久的亞洲世紀。楊伯江認為，亞洲既不像美國那樣一美獨大，而不是國家之間更均衡，而是更複雜。過去兩千年來說至少經歷了華夷秩序，列強入侵，美蘇冷戰，在政治經濟二元化混同發展的時期，這些都對現在的世界形勢產生重要影響，對未來產生重要影響，所以，亞洲世紀能否真正到來或到來了能否持續地存在下去，它取決於亞洲內部問題能否得到妥善的解決。楊伯江認為有三點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千方百計拓展深化區域內經濟合作。目前在亞洲存在各種各樣的合作框架，包括RCEP、CPTPP等都有它的優長和合作之處。國家之間存在利益的相互捆綁，相互融合，進而對極端方式來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形成巨大的，根本性的制約作用，因為你的利“抵押”在對方那裡，這個角度來講，經濟合作的價值不在於經濟合作本身，而在於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所以，經濟合作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商業利益。
其次，積極探索以亞洲方式推進區域治理。我們知道，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嘗試，在亞洲所謂“東盟模式”明顯有別於歐洲的歐盟模式，比如它的推進方式是更為溫和漸進的，重要決策基本是主權國家層面，而不是地區機構層面做出的，這比較符合亞洲的現實和文化。所以，亞洲的區域合作應當從人性出發，摒棄工具理想主義，推進治理導向而且不是權力導向的區域合作，特別是治理合作。比如三年的新冠疫情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同樣還有區域、次區域的環境生態合作，比如中日韓政治上存在著種種問題與矛盾，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日韓三國地緣相近，處在同一個環境生態系統當中，所以，存在著合作的必要，也存在著合作的基礎。
再次，加強戰略安全對話。亞洲在戰後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地區的政治安全架構，這是有歷史背景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冷戰已經打響了，所以，新中國從誕生時開始，就面對的就是一個冷戰的外部環境，形成統一的地區政治安全框架不具備時代的條件。包括今年2022年是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但50年來，地區經濟關係有了很大的變化，比如美國在本地區內的盟國，不在僅僅是和以美國為主要經貿合作對象，也發展和中國的經貿合作關係，中國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家主要經貿合作夥伴，這是一點中大的根本的變化。與此同時，亞洲地區政治安全格局沒有發生變化，實際存在著三大戰略力量，也就是美國同盟體系、上合組織以及東盟。主要國家之間，比如中日關係、中美關係戰略競爭的趨勢在上升。所以，我們在推動經濟合作的同時，應該著力推動戰略安全對話，補上這樣的短板。
楊伯江表示，總之，亞洲地區應該著力避免兩種趨勢，一是區域經濟發展平行化，這個平行化是1953年斯大林提出的概念，二是政治安全上的陣營化，長遠來看，亞洲應當肩負起時代的責任，肩負起文明的責任，為世界和平繁榮發揮引領示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