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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矚目的高鐵是中國製造與創新的重要代表之一 |
對此，如果從宗法宗族觀念的角度進行解析，就非常清晰。
宗法宗族及其觀念在中國存續超過三千年，不僅早於孔孟之儒，更是中國社會非常重要的運行機制。學者鄭定、馬建興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最重要的幾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學說、倫理觀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專制體制、社會等級制度，無不與宗族觀念、宗族制度密切相關。對於傳統社會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宗族關係是人生中最主要的社會關係，一個人的生、養、病、死，生前的婚姻嫁娶、擇業謀生，身後的祭葬承嗣等等人生基本問題，大約沒有能脫離與宗族的關係的。就政治層面觀察，宗族制度與儒家思想結合，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宗法精神貫穿於中國古代及近代社會結構中，是維繫社會結構的紐帶，是穩定社會的因素，宗法觀念全面地支配著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最靠近今天的帝制時代，清代宗族成為皇權的基層統治工具，具有基層政權的功能與效力，可以用族規約束甚至審判宗族成員，嚴重者可以將違反族規的人處以死刑。這種類似國家基層政權與司法功能的增強使得宗法宗族及其觀念對族眾的“硬性約束”能力大幅提高，相對於儒家思想的“柔性教化”，一定程度上使得宗法宗族觀念在基層社會可以成為主導因素。從涉及的民眾而言，其影響的範圍較之儒學更加廣泛而直接；對中國的工業化包括中國製造與創新而言，產生的作用無疑更大更強。
如果說儒學是中國社會的教化體系：儒學教化培養理想，注重修養與寬仁，有利於塑造胸懷天下的理想；宗法宗族及其觀念就是運行機制，追求利益，注重管理與競爭，有利於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
就是說，儒家的“重義輕利”與宗族的“謀利生存”對人們的思維與行為的支配大不相同；儒家理想與宗法宗族觀念的價值取向存在“利他”與“利己”的根本性差異。從“利他”的角度解釋逐利的市場行為是難以自圓其說的，而從“利己”的宗法宗族觀念，去解析通過競爭、逐利而創造驚世成就的中國工業化包括中國製造與創新，具有更強的合理性。
這裡需要聲明的一點是，筆者認為宗法宗族觀念是中國製造與創新的關鍵文化基因，絕無貶低儒學之意。儒學作為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的思想觀念體系，對中國社會的理想與信念的追求與塑造非常重要。從某個角度說，儒學與宗族在中國社會乃是理想與現實的結合。而之所以用“關鍵文化基因<”這個表述，是因為現實中影響人們的思維與行為包括中國製造與創新的因素中，不能排斥還有釋道儒甚至墨家、兵家的影響。nextpage>
三，四方面解析宗法宗族觀念作為關鍵文化基因的作用
記者：您這本書主要從哪些方面解析宗法宗族觀念對中國工業化包括中國製造與創新的有利作用？
王平：這本書圍繞中國大陸工業化發展的主要表現:製造與創新，分別從四個方面就宗法宗族觀念對中國工業化發展的有利影響，分析四個重要的支撐因素:
1，中國製造:優秀產業工人由何塑造？
2，中國創新:競爭超越意識為何內生？
3，人力資源:海量專業人才緣何速育？
4，治理能力:社會上下合力因何形成？
上述四個方面，對中國大陸的工業化發展包括中國製造與創新都極為重要，都與宗法宗族觀念有密切關聯。
所謂文化基因，主要指先天遺傳和後天習得，如同置入人體內的信息，並在長期積澱中逐步轉化為人們習慣、價值觀念等，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人們的思維與行為。正如哈耶克對習慣成自然的文化基因形成所描述的那樣“這些通過學習得到的規則，個人逐漸習慣於服從，甚至像遺傳本能那樣成了一種無意識行為，他們日益取代了那些本能”。（註1）
宗法宗族及其觀念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存在，早於孔孟，且長期作為中國社會的重要運行機制。對於生活其中的中國人來說，宗法宗族觀念在超過三千年的存續中，已經幻化成為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而對中國的工業化包括製造與創新而言，其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宗法宗族制度及其觀念作為持續影響中國社會超過三千年的運行機制，與現代工業社會有明顯而直接的相通之處。
“工業社會的基本社會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就是分工—協作” （張康之），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農耕社會長期領先世界，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很早就形成了規模龐大、系統嚴密、規範有序的分工與協作有關。中國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約起於公元前1100年）這個典型的宗法國家時代，就已經形成系統的精細分工與規模化協作：當時的“大宰”相當於現代的總理，《周禮.大宰》規定的權責之一就是“以九職任萬民”，即“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閑民，轉移執事”。（注2）而所謂“飭化八材”的“百工” 就是利用各種原材料製造器物，還有多種醫生分類、多種酒職掌管，廣泛細緻且有序。而大量人員從第一產業農業中脫離出來進入第二產業的製造業與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必然涉及大規模的分工與協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