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晶載：對於東北亞區域航母建造競爭的小議
2021年11月16日，韓國國會預算審議72億韓元發展預算中，輕型航母發展預算祇保留了5億韓元。但12月3日，國會正式會議上，72億韓元得到充分回應。韓國海軍計畫到2033年投資約2.6萬億韓元，在韓國建造首艘3萬噸韓國型輕型航母。輕型航母通常比普通艦艇排水量更大，能夠搭載垂直起降的直升機和導彈，欲將用於遠距離海上防禦和外交。考慮獲取和操作輕型航母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源，這個決定非常及時。預計未來10年左右將看到韓式輕型航母的出現。
航母具備保障遠海作戰的航空投射能力，不僅在近海，同時也能在遠海保障本國的海洋權益，及時有效地應對從低強度到高強度的各級安全威脅。因此，航母對於一個重視海上運輸路線的海洋國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力量。尤其是三面環海的韓國面臨著出口經濟以及來自海上的各種安全威脅，因此建立強大的海上安全力量非常重要。
韓國的輕型航母戰鬥力不僅能夠威懾朝鮮方面的挑釁，而且具備獨立應對東北亞以外印度-太平洋地區各種海上安全威脅的能力。必要時，輕型航母可以協同聯合軍一起應對各類安全威脅。尤其是穩定印太地區的力量均衡，對大韓民國的安全和國家利益非常重要。如果某個國家主導地區或無視國際法和準則，單方面施加強大影響力，將對韓國的安全構成巨大威脅。同時，在該地區確保安全的海上運輸路線，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因此，保障大韓民國的國家利益和主權，維護地區力量平衡，確保擁有能夠快速應對各種威脅的輕型航空母艦，是必要且充分的。
中國的航母戰鬥力情況在2012年9月遼寧艦服役後，於2019年12月服役了第二艘（首艘國產型）航母山東艦。而第三艘航母被評估為非滑躍式，而是配備彈射裝備（彈射器，Catapult）的起飛發射方式。據悉第四艘航母也已在推進中。未來，中國將通過建造更多航母和獨立的航母戰鬥群來實現海洋崛起。
日本的航母力量包括分別於2015年和2017年服役的直升機護衛艦“出雲(Izumo)”和“加賀（Kaga）”。“出雲號”雖然在技術上被歸類為直升機驅逐艦，但它被改裝成航母。2021年10月3日，美國海軍陸戰隊F-35B聯合攻擊戰鬥機降落出雲號，七十六年後日本再次被列為航母國家。海外媒體報導稱，七十六年後的2021年成為日本保留二戰時期航母的特殊年份。到2030年，日本將在美國的幫助下至少再建造兩艘航母。日本擁有航空母艦不僅僅是獲得新武器系統的問題。這是因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可以在東北亞彰顯海上力量，並組建了新的力量來應對中國海軍的航母群。
東北亞建造航母的競爭正在成為現實。在亞洲國家中，中國正在大力建設航母力量，並計畫到2030年擁有6艘航母。日本的立場是，至少需要四艘航空母艦來應對與中國釣魚島（日文名尖閣列島）的領土權利爭端，以及朝鮮半島的突發事態。
如上所述，輕型航母力量的獲得是基於積極應對不僅是朝鮮的各種安全威脅，積極融入東北亞軍備競賽的需要。韓國輕型航母的獲得將成為向海洋國家轉型的又一個強大轉捩點、保障海上運輸路線的現實和務實力量，因此，推動打造韓式輕型航母成為了理應的任務。這是韓國輕型航母建造值得期待的意義所在。
我想就東北亞航母建造競爭提出一些建議。首先，韓國應該修改其建造計畫，使用中型航母而不是輕型航母。建造航空母艦需要大量資金，高達數萬億韓元。此外，由於航母必須運營由空中力量、潛艇力量和水面力量等聯合力量組成的航母戰鬥群，需要巨大的運營成本。 儘管如此，從一開始就使用輕型航母，在成本效益方面有很大的重新考慮空間。考慮到東北亞航母建造競爭的情況，有必要建造中型航母。
其次，航母的運行需要對東北亞海上力量運行的認知發生重大轉變。現今美航母戰鬥隊形成了對印太地區的海上支配，以後可能會出現中、日、韓的航母軍事力量接近美國的軍事力量，而如果印度、泰國等國家加入到亞洲地區建造航母的競爭中，那麼印太地區將出現更加激烈的海上霸權競爭。
三是建立和運用綜合熱線，應對國與國之間的突發意外事件。航母戰鬥群的行動可以表現為與國家自尊心的對抗，從而形成更尖銳的對立關係。如果以航母戰鬥群為首的海上霸權爭奪過熱，將成為一個巨大的海上火藥庫，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預防這種情況發生。
始於東北亞的建造航母的競爭，可能引發全球航母建造競爭的進一步加速。印度、泰國和俄羅斯的參與也不是遙遠的未來。因此，為了維護國家間的穩定與和平，明智地操控如此強大的航母力量、凝聚智慧成為各方緊迫而重要的任務。
李東奎：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的韓國對華政策展望
2022年是韓中建交30周年。韓國和中國政府都認為這是深化兩國關係的契機。然而，隨著美中戰略競爭的加劇，韓國對華政策的決定因素也隨之改變。外部影響因素主要有美國主導的對華同盟的擴大、朝中關係的加強、朝美關係的惡化等。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後韓國國內的反華情緒擴散和2022年新政府上臺，也有可能成為國內因素。
首先，拜登政府在加強與盟國關係的同時，也在運用價值外交向中國施壓。此前，拜登政府宣佈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並舉行了民主峰會。雖然中國不否認民主、自由、人權等人類普世價值，但它拒絕西方的模式，強調“中國特色”。
在美中戰略競爭擴大為價值觀衝突的情況下，韓國政府很有可能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加強關係，因為這些價值觀直接關係到民主主義國家韓國的認同感。另外，隨著美國加強針對中國的民主聯盟，國際社會有可能將G7擴大為包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在內的G10。這將是擴大韓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韓國作為民主主義國家和美國的盟友，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美國領導的反中國聯盟。
第二，北韓與中國的關係正在加強，而北韓與美國的關係正在惡化。2021年4月，拜登政府提出了以“經過調整的實用主義”為基調的對北韓新政策，但北韓與美國的關係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最近，拜登政府首次以人權為由對北韓實施了制裁。相比之下，北韓與中國的關係從2018年開始迅速改善。在紀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署60周年之際，雙方再次確認並展示了友誼。
但是，北韓與中國的關係並沒有朝著改善韓朝關係、實現韓半島和平與穩定等韓國政府所期待的方向發展。考慮到北京政府強調朝鮮戰爭抵抗美國的侵略和抗美援朝與北韓的關係,中國向朝鮮展示影響力可能是試圖在韓國——這個美國的盟友與朝鮮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為了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這可能會讓期待中國在改善韓朝關係方面發揮一定作用的韓國感到失望。
第三，薩德事件引發的反華情緒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達到了頂峰。2021年年初，圍繞泡菜和韓服，韓國和中國之間的文化矛盾在網絡上迅速擴散。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韓國和中國之間的不信任和誤解不斷纍積，人文交流中斷。特別是，韓國年輕一代的反華情緒比其他幾代人更為嚴重。調查顯示，年輕一代甚至對中國文化也有負面的認識。這與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的民意調查中顯示的發達經濟體中老年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比年輕人更多的結果相比，是一種獨特的現象。考慮到年輕一代在網絡上的影響力，這可能會不斷影響公眾對中國的看法。
第四，強調與中國合作的文在寅政府將在2022年大選後被取代。文在寅政府為了在韓半島和平進程上取得進展，尋求與中國的合作。例如，2020年年初，文在寅政府不顧國內輿論的批評，沒有對來自中國的外國人實施入境禁令。2021年12月13日，他還表示不會考慮對即將舉行的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
雖然現在還不能預測新政府是進步政府還是保守政府，但就韓國國內的反華情緒，各大選候選人可能會表現出更加謹慎的對華態度，這將影響新政府的對華政策。
中國也把韓中關係放在美中戰略競爭的框架內，對美國和它的盟友和夥伴國家似乎更願意保持強硬立場，並通過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加強政治支持來構建強大的“中國形象”。因此，2022年雖然是韓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但仍有可能出現各種衝突，使兩國關係惡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韓中兩國應該集中精力處理中美戰略競爭引發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而不是在短期內改善兩國關係。韓國和中國應該通過各種管道擴大相互溝通，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
李韓耳：中美戰略競爭與AUKUS同盟對韓國的影響
自特朗普領導下的貿易戰以來，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近年來，澳大利亞已經走上了中美戰略競爭的前線，不斷在台灣、香港、新疆等中國內政和人權等問題上與中國發生衝突，這些都隨著澳大利亞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新冠病毒調查並對北京實行“經濟制裁”達到了頂峰。2021年9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宣佈成立美英澳三國同盟（AUKUS）以“增強三邊安全夥伴關係”。領導人們表達了他們的期望，這表明這些國家“持久的理想”（包括主權獨立）和“基於國際規則的秩序”，AUKUS“將有助於維持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些國家同意支援澳大利亞建設核動力潛艇，領導人還透露，三個國家會啟動在先進技術領域（如網絡安全、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其他水下能力的合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美英澳三國同盟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典型軍事集團”、有“過時的冷戰零和思維”，是“錯誤的決定”。
威脅感知和利益的差異
許多分析家和評論人士很快指出，中國是AUKUS的主要目標。實際上，這不可否認，中國的軍事威脅是AUKUS崛起的基礎。然而，仔細回顧一下這些領導人在宣佈當天發表的講話，會發現成員國們在同盟正式化問題上的立場有微妙的不同。首先，這些國家在聯合聲明中都沒有提到中國是AUKUS的目標，這表明所有成員國都同意應該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妥善處理緊張關係，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其次，美國和澳大利亞有共同的安全擔憂，而英國沒有。莫里森明確表示，澳大利亞的安全環境已變得“更加複雜”，拜登總統也強調了防禦“迅速演變的威脅”的必要性。相反，約翰遜首相既不使用“威脅”，也不使用“安全挑戰”。也就是說，美、澳領導人表態不斷惡化的安全局勢導致他們成立了AUKUS，但是，英國則沒有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提出具體評價。
另外，我們可以看出，三位領導人在AUKUS上的利益是不同的。莫里森總理在宣佈第二天的新聞發佈會上透露，澳大利亞重視購買核動力潛艇，他強調，美國的這一提議非常罕見，這僅在1958年對英國提出過，因此對澳大利亞來說是一個“一次性的特殊安排”。鑒於澳大利亞正在進行的海軍造船項目，獲得核能力可以被視為對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的一個重要的補充，並進一步加強國家的戰略優勢。相比於澳大利亞，英國則強調了“其他機會”來“加強本國處於科學技術的前沿”——即網絡、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約翰遜的言論很大一部分是關於經濟利益的，他特別強調AUKUS將在蘇格蘭、英格蘭北部和中部地區為“數百名高技能人才”創造就業機會。對美國來說，該聯盟將“長期”為該地區和平與穩定服務，是該地區的一部分，美國努力“以新的方式”建立和加強聯盟網絡。在這方面，AUKUS是美國發出的保證信號，再次證明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利益是深切的，因此，與英、澳相比，美國對AUKUS的承諾是“結構性的”。
關於AUKUS效應的爭論
除了成員國的動機之外，AUKUS最轟動的地方是美國和英國同意澳大利亞購買核動力潛艇，該計畫引發了對武器系統威懾效果的質疑，各方是否要放棄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義務以及對美國聯盟關係的影響。顯然，供應國將會幫助改善澳大利亞的核廢物管理水平，並準備設施、建立基地、培訓勞動力等等。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核動力潛艇可以對中國在亞太地區軍力部署進行所謂的威懾。首先，8艘核動力潛艇在2035年之前交付意味著“太少，太遲”，因為到2030年，解放軍就會採購6艘核動力潛艇。此外, 儘管這些潛艇與柴油動力潛艇相比具有優勢（如速度、武器數量），但仍然存在噪音問題，因為他們的反應堆需要持續運行以達到冷卻的目的。此外，有人擔心澳大利亞可能會出現威懾能力的真空，與美國的核潛艇交易可能會對澳計畫升級舊的柴油潛艇或發展自己的潛艇產生不利影響。
其次，核潛艇的採購可能被視為AUKUS國家背離踐行核不擴散條約。在這一爭議中，領導人明確表示，澳大利亞將獲得核能推進系統，而不是核武器，以及他們對核不擴散的充分承諾。此外，莫里森總理甚至承諾不建立“民用核能能力”。然而，這一核倡議對美國來說是個例外，核不擴散計畫是為了清除那些使用炸彈級高濃縮鈾的反應堆燃料，因為澳大利亞一直被視為在核不擴散方面的領導國家。為了減少擴散風險，到2040年，美國不太可能降低其鈾濃縮程度，鑒於這一事實，澳大利亞將不得不邀請法國並使用其低濃縮鈾，而不是使用美國或英國的設計。然而，不管成員國對核不擴散的承諾如何，例外是存在的，比如，是否會鼓勵其他國家利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漏洞”，使核材料能夠轉移。
最後，我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宣稱，AUKUS“威懾中國”或“需要一個更強大的聯盟夥伴關係網絡”的說法未能讓盟友們放心。
出乎意料的是，澳大利亞出了660億美元於2016年4月與法國海軍集團採購了12台柴油電力潛艇，而美國對這一過程的“笨拙”處理方式損害了與法國之間的信任，關於這是誰的“錯”的爭論至今仍然存在，據歐盟外交事務高級代表Josep Borrell Frontelles說，歐盟見證了這一事件並“明確表達了對法國的聲援”。另外，令人驚訝的是，AUKUS的宣佈被安排在歐盟印度-太平洋戰略的同一天，這再次凸顯了歐盟和美國之間的溝通問題。據報導，美國沒有說服澳大利亞在AUKUS宣佈之前取消與法國的合同，而歐盟國防部長們目前正在迅速推進他們的計畫，以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歐洲，且似乎對AUKUS無動於衷。此外，允許澳大利亞獲得核動力潛艇也令韓國失望，因為美國在2020年的《美韓和平核合作協定》上拒絕為韓國破例。
最後，儘管AUKUS各成員國希望創建一個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夥伴關係網絡，但地區國家在此看法上存在分歧。認為中國威脅嚴重的菲律賓和日本歡迎AUKUS，但東盟國家仍然沒有找到一個統一答案，印尼和馬來西亞明確表達了他們對AUKUS的擔憂，認為韓美同盟有可能加劇地區內的大國競爭和軍備競賽。新加坡和韓國對此保持中立，僅指AUKUS將有助於區域和平和穩定。
AUKUS對韓國的影響
AUKUS的出現意味著美英澳建立了一個排他的軍事同盟，這是否會導致他們進行額外的軍事演習或海上巡邏以備不時之需？與此同時，通過AUKUS，美國也發現，那些願意明確調整其戰略目標的盟國可能會有一種動機展示自己的實力和先進的防禦技術。因此，可以說，AUKUS保障了澳大利亞支援美國至少20年。此外，聲稱AUKUS會導致軍備競賽就像是聲稱核動力潛艇是“改變遊戲規則的人”。此外，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下，三個成員國明確表示核潛艇計畫正在進行，其他國家不太可能以核不擴散問題為由進行嚴重抗議，因此，隨著時間流逝，說AUKUS會具體化似乎是合理的。
對一些人來說，AUKUS是美國要求韓國選擇其在美、中之間“立場”的又一敦促。在我看來，韓國在軍事和政治以及經濟方面的立場一直未能保持一致，也難以通過整合它們來實現戰略願景。缺乏一致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朝鮮核試驗、彈道導彈試驗；美國的“敦促”；中國的經濟制裁；韓國缺乏創造力的政策制定過程等等，然而，這些原因可以通過建立一個明確的戰略遠景來克服。
我想提出的是，韓國的戰略眼光必須要堅定，而不僅僅是基於國際安全評估的威脅之下的產物。例如，如果北韓挑釁，韓國很可能會立即進行回應（不會必然是武裝衝突）。這可能首先增加了在決策過程中軍事化的可能性，影響那些傾向武裝的官員。因為以全力應對威脅是關鍵，所以軍事化往往導致決策者選擇極端的政策選項（如部署薩德而不是購買薩德，PAC-III，或投資本國的遠端彈道導彈。因應到AUKUS上，就是核動力潛艇而不是梭魚級攻擊核潛艇）。因此在這種大環境下，決策者們在外交政策上不能祇是冥思苦想。此外，美國傾向於將軍事化視為其戰略利益的一種支援方式，因此會不斷推動、創新。不管目標盟友是否歡迎，這祇能說明美國存在戰略利益的過度擴張。鑒於這些偏見源於基於威脅的方法和軍事化，可以說國際安全必須以“綜合性”為中心來概念化。
最後一層含義是，美國的戰略必須強調對中國的經濟制衡，通過擴大AUKUS，整合四方機制以及“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從而防止中國的貿易轉移。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制裁將更加嚴厲、更加系統，這反過來會逐漸削弱中國經濟在全球生產中的作用，而中國想要自主創建其供應網絡的願望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發展得快。這種與中國相互依賴程度降低的前景令人擔憂。中韓的相互依存為韓國在與中、美兩國保持中立關係上提供了很好的理由，韓國不能“選邊站”，因此，儘管中國作為中間生產國的吸引力在下降，但韓國必須繼續培育中國市場以及和中國的經濟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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