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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道中國：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劉 寧 著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
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據光明日報報導，韓愈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在文章史上，他是深受推崇的古文宗師，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詩文大家歐陽修景仰韓愈，在談及當時士人追慕韓愈的盛況時曾雲：“學者非韓不學。”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稱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在他看來，韓愈以古文為天下立法，是文章宗師，更是精神的立法者。如此尊崇的評價該如何理解？韓愈古文有著怎樣的獨特之處，為什麼能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千載？
筆者近日出版的《同道中國：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一書，嘗試對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解答。
中唐時局與儒學普遍性重建
要瞭解一個人物，需瞭解其所處的時代。韓愈所處的中唐，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的時期。安史之亂打破了唐王朝的和平安定，使社會陷入兵連禍結、經濟凋敝、財政窘迫、民生動蕩的種種危機之中。彼時，作為中華文明精神內核之一的儒學思想，也遭遇了危機。
韓愈及其同時代的有識之士，都對時代困局深感憂慮。有的人認為社會矛盾叢生，是由於制度不立、法治不明，主張加強制度建設。如杜佑編纂二百卷《通典》，匯編歷代制度施設，期望為當時的社會治理提供參考。杜佑和柳宗元等人還提出要探索“理道”，即治理之道。但是，制度並非萬能，韓愈友人張籍感慨：“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這就指出，時人雖然遵循著聖人設定的禮儀制度，但內心已經不信聖人之道，人倫道德的衰敗是邦家繼亂的根本。
中唐儒學所面臨的危機，突出的體現是忠孝觀念在維繫人心上日趨乏力。唐王朝作為統一的王朝，其賴以維繫的精神力量主要來自儒家的忠道與孝道。這是漢代在統一王朝格局下所確立的安邦之道。安史之亂後，藩鎮叛亂頻仍，令忠道無比脆弱。隨著科舉制推行，為官之人常遠走他鄉赴任，令孝道的踐行也面臨挑戰。在士人生活中，孝親與仕宦之間的矛盾日益顯著。韓愈《送楊少尹序》曰：“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因宦而游，以官為家，這種現象的流行必然帶來社會對人倫的重新認識。人們不得不在親情之外，與社會成員建立更廣泛的聯繫。朋友之情、同僚之情的意義凸顯出來。此時，忠孝凝聚力的減弱，也襯托出佛教教義的區別。佛教主張眾生平等，突破家族血緣、身份地位等種種現實的束縛，體現出普遍性的關懷。加之社會動蕩，百姓尋求避世與內心安寧，使得佛教影響力日盛。儒學如果不能重建其普遍性價值，就很難與佛教的影響力抗衡。這是中唐儒學面對的重大挑戰。
韓愈積極地回應了這個挑戰，其復興儒學的綱領性篇章《原道》，開篇即提出“博愛之謂仁”。《原道》全篇，也流露著儒學為“天下公言”的氣象。韓愈提出，聖人的“博愛之仁”，就是關注所有人的人生日常，為所有人建構一整套安頓身心的禮儀制度，“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這讓作為“天下公言”的儒道，呈現出強烈的普遍性關懷。對於倡導兼愛之論的墨子，韓愈並未如孟子般拒斥，其《讀墨子》認為孔子的泛愛博施與墨子的兼愛，彼此可相為用。如此的“孔墨相用”，表露了韓愈追求儒學普遍性的強烈心聲。韓愈認為，當儒家倫理成為絕對信念和內在責任時，對它的踐行就不再受時局左右，而成為士君子自我實現的內在追求，成為人之為人的絕對意義的體現。在《原毀》中，他談到古之君子以聖人為法的原因，在於“‘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他認為，對儒家倫理的追求，應該是基於人之為人的價值需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學成為更具普遍性的精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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