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遷川企業數量也有不止一個說法。《遷川工廠聯合會會員名錄》載有223家，當年主持民營企業內遷工作的“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繼庸記錄為250家，1945年編制的一份權威工業機構統計資料認為是254家。比較而言，親歷此事且兼顧全局的林繼庸說法更可信。加上政府組織遷川的國營兵工廠有10餘家，遷川廠礦總量應在260家以上。
再次，遷到重慶的企業實際數字，也眾說紛紜，大多是學者的推斷。如有說遷渝工廠占全部內遷企業三分之一的，有說遷川企業九成留在了重慶的。綜合各家說法，再依據《遷川工廠聯合會會員名錄》記載的具體廠址一一分析，長期研究重慶城市史的學者得出結論：戰時遷到重慶的兵工廠及民營企業為243家，分別占遷川工廠總數（260家）的93.5%，全國內遷工廠總數（450家）的54%。
數據估算，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戰時遷渝遷川的工礦企業，都是當年中國工業的精華，它們的集體到來，讓原本以商貿樞紐聞名的山城，數年之間，擔負起大後方工業中心的重任。姑舉數例如下：
順昌、新中、新民、上海、中華等上海內遷機器廠，被譽為“抗戰期後方機器工廠之中堅分子”；湖州南潯籍富商龐贊臣的龍章造紙廠，是“上海新式造紙之鼻祖之一，開全國機械造紙工業之先河”；康元制罐廠被認為“其設備與資本素列全國制罐業第一”；全國搪瓷業以上海最集中，益豐搪瓷廠則為五家大廠中之最大者；美亞綢廠是“中國最大之絲織廠”。
這些內遷工廠的資本、規模與技術均遠超重慶及四川本地工廠，故它們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重慶原有的工業結構，對這座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的深遠影響，延續至今。
且讓我們回到生生花園“遷川工廠出品展覽會”熱鬧的現場。活動閉幕當天，周恩來和馮玉祥一起前往在展會上出盡風頭的大鑫鋼鐵廠參觀。這位整整一年前憤然在《新華日報》頭版寫下“千古奇冤”十六字名句的中共才子，心情大好，欣然題詞：
“民族的生機在此。”
（來源：《中過經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