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廬山談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來上了廬山。此時，蔣介石正在廬山籌辦暑期訓練團。從8日到15日，周恩來同蔣介石進行了多次交談，宋美齡、張沖也在座。周恩來先將《關於禦侮救亡、複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交予蔣介石。可是，周恩來卻發現，蔣介石雖然沒有推翻杭州會談，但是卻增加了一些附加條件，使談判難以進行下去。杭州談判時，蔣介石讓中共先拿出一個合作的綱領來，可是，當周恩來帶來中共草擬的綱領時，他卻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故伎重演，還想將共產黨溶化於國民黨之中。其具體內容是：
“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幹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况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合組之黨。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產黨關系，並由此堅定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之聯合。”
蔣介石費盡心機，又提出：先由中共發表宣言，國民政府即公布紅軍3個師的番號，人數為4萬5千；他推翻了杭州談判時的許諾，3個師以上不再同意設總司令部，而改為“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並且要求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出國考察；對於陝甘寧邊區政府，仍然堅持中共推薦國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職，“邊區自己推舉副的”；至於南方游擊隊問題，他提出應由中共聯絡，然後“實行編遣，其首領須離開”；對杭州所談“允許共黨適時公開”，則矢口不談，只是說中共可以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但又“不以共黨名義出席”。
如此出爾反爾，變幻莫測，盡在周恩來的意料之中。他有針對性地回答說：所提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組織，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後，才能做出決定；紅軍改編後不應設立政治訓練處，而應設總司令部或總指揮部；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也是很不合理的。周恩來還同宋子文、宋美齡等會談，陳述紅軍改編後，3個師以上的統帥機關應以軍事名義，而不能以“政訓處”代替。對於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原則問題，周恩來與蔣介石爭執很激烈，分歧很大，雖經宋子文、宋美齡、張沖等往返磋商，蔣介石仍然固執己見，談判自然難以進行。
不久，周恩來返回延安，中共中央聽取了談判情况的匯報，研究了蔣介石的意見，但仍然准備顧全抗日大局，做出妥協和讓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周恩來負責起草談判新方案。這個新方案考慮到蔣介石的意見，“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先確定共同綱領，以便奠定同盟會及兩黨合作之政治基礎”。“同盟會組織原則，在共同承認綱領的基礎上，可同意國共兩方面各推出同數幹部組織最高會議。另以蔣為主席，承認其依據綱領有最後決定之權”。由於蔣介石提出中共應先發表宣言，所以，中共准備7月中旬發表宣言，“在宣言發表後，如蔣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後改編，否則即於8月1日自行宣布改編，采用國民革命軍暫編軍、師名義，編3個正規師，共4.5萬人”。陝甘寧邊區於7月實行民主選舉，在張繼、宋子文、於右任3人中，選舉一人任邊區行政長官，共產黨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長官。
國共談判中，最棘手的問題是改編後的紅軍指揮部。蔣介石設想，紅軍改編後，國民政府將派去所謂政訓處，以取代軍事指揮部，並將毛澤東、朱德派出國外考察，讓改編後的紅軍失去核心，這樣，就使他所精心設計的改編真正成為收編。6月22日，周恩來致電蔣介石，專門談及軍事指揮機關的問題，表示中共可以再次讓步，改編後的紅軍可以政治機關名義指揮，但是，朱德應為這個機關的主任。時下，朱德不能離去，紅軍倘若改編，將有許多工作要做。同時，他告訴顧祝同、張沖：“朱德的去留影響極大，請向蔣進言，朱不離軍隊。”
這時，蔣介石決定召開廬山談話會，邀請社會各界名流共商國是。6月26日，南京方面來電催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幾日後，南京方面又給延安來電，算是給周恩來致蔣介石電的回複：紅軍改編後只能設政訓處。中共中央為第四次談判做了認真的准備，讓周恩來負責起草國共《兩黨關系調整方案》，這個方案提出：國民革命同盟會可負責調整兩黨關系，決定兩黨共同行動事項，但不能干涉兩黨內部事務，兩黨均須遵守共同綱領，但兩黨又均保留各自的組織獨立性及政治批評和討論的自由權。7月4日，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他們飛抵上海，也就在這天，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發生。13日，他們到達廬山，立即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予蔣介石，表明重開談判的誠意和務實的態度。
第四次廬山談判
蔣介石的廬山談話會，所邀各界名流都有一席之地，卻唯獨將中共晾在一邊。上次廬山談判時，蔣介石提出中共應先發表宣言，可是，當《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達時，蔣介石又予以刁難，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內容為借口，就是不願公開發表中共中央的宣言。盡管如此，中共中央仍把民族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表示：“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戰，紅軍主力准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准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國防。”
可是，蔣介石卻重新提出紅軍改編後，“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再也不提3個師以上的政治機關可以代行指揮權了。這種態度當然是周恩來難以接受的。第二天，周恩來致函蔣介石：“華北炮火正濃，國內問題更應迅速解決，其急者為蘇區改制與紅軍改編之具體實施。”同時明確指出，蔣介石的意見和態度與上次廬山談判，“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而且，“恐礙此後各事之進行”。
談判又成僵持局面，中共中央考慮到全民抗戰形勢的來之不易，仍是顧全大局，求同存异，張聞天、毛澤東來電指示：“為大局計，可承認平時指揮人事等之政治處制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帥。”周恩來根據這一精神，就談判的問題草擬出12條意見，通過宋美齡轉交給蔣介石。這些意見的內容歸納起來就是：
國民黨中央公開表明贊同《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各報刊可公開發表；迅速發表陝甘寧政府名義，從張繼、宋子文、於右任3人中擇1人擔任正職，由林伯渠任副職，其範圍包括現在所轄18縣，其疆界請國民政府行政院和邊區政府劃定；國共雙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閩浙贛、閩粵贛、湘鄂贛等地聯絡與傳達國共合作方針，對南方紅軍游擊隊實行改編；允許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國發行；紅軍改編的具體意見。
但是，蔣介石對周恩來的12條意見，沒有任何回應的表示，還是堅持紅軍改編後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3個師的管理直屬行營；3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轉達人事、指揮的安排，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事實上，如果按照蔣介石的如意算盤，紅軍改編後沒有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一切聽命於蔣的“行營”，那麽不要多長時間，改編後的紅軍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再也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隊伍了。如此心懷叵測，周恩來當即嚴正表示：蔣對紅軍改編後的指揮與人事的意見，我黨絕不能接受。談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來等離開廬山到達上海。7月20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日軍進攻之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我們決采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要求周恩來和林伯渠暫留上海，以觀察形勢的發展變化，等待重開談判。
隨著華北局勢日益危急，全民抗戰已成山雨欲來之勢。周恩來在上海注意到形勢的發展，致電張聞天、毛澤東，建議紅軍改編的工作應先行開展，不管形勢如何變化，須“立即自行改編3個方面軍、6個單位的統一組織，每個方面軍編足1萬5千人，獨立軍、師都編入，加強幹部，使各方面軍都能獨立工作”。27日，他們到達西安，當日在與蔣鼎文會談時，即得到蔣介石的口信：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針對蔣介石的催促，周恩來讓蔣鼎文轉告蔣介石：紅軍同意改編，同意開拔，但是國民黨應立即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回到延安後，周恩來參加中央關於紅軍改編出動抗日的會議，決定：立即爭取西安行營的同意，將紅軍集中三原改編，編足4萬5千人，3個師以上設總指揮部(將來可讓步為軍部)，朱德任正職，彭德懷任副職。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蔣介石終於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聲稱：“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形勢急轉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紅軍改編已是刻不容緩。周恩來和博古立即趕赴雲陽鎮，出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的紅軍高級幹部會議，共議紅軍改編、出動抗日的問題，並同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商定紅軍改編中的編制、分布、幹部配備等問題。
就在此時，葉劍英從西安拍來電報，告訴周恩來，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川軍將領劉湘將去南京，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的國防會議。蔣介石、李宗仁這對生死冤家都能坐在一起，共議危亡之局，真可謂“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周恩來料想中共也將被邀參加會議，為了掌握團結抗日的主動權，他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中共應派人參加，爭取公開合法的地位。果然，8月1日，毛澤東轉來張沖的急電：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速至南京共商國防問題。停頓下來的國共談判又峰回路轉，柳暗花明。周恩來電複張沖：如開國防會議，則同朱德、葉劍英去；如系談話會，則同林伯渠、博古、葉劍英去。張沖立即複電，告訴是開國防會，望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參加會議。南京方面連日電文，其急迫的心情已是不言而喻。
第五次南京談判
在南京舉行的第五次談判，紅軍改編和出動抗日將是最突出的問題，周恩來對此做了認真的准備。8月4日，他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認真研究和討論後，向中央提出了《關於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於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便收到張聞天、毛澤東的複電，其中指出，紅軍擔負的是“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在一定地區內協助正面友軍作戰”。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兵力”。
周恩來和朱德等來到西安後，得知紅軍西路軍的1000多名被俘人員關押在西安，便立即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在確認情况屬實後，他立即前往西安行營，直接同蔣鼎文交涉，要求予以釋放。當天，便有30名西路軍幹部獲釋，接著又有210餘人獲釋，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周恩來滿懷希望和信心。9日，周恩來同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在南京期間，他們活動頻繁，多次與馮玉祥、白崇禧、劉湘和龍雲等會晤，處於秘密狀態的共產黨，在經歷十年風雨後，終於得以公開活動。
在國民政府軍政談話會上，周恩來再次闡明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抗戰的方針意見，指出，當前戰爭中，必須培養出可以獨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禦上，不可以停頓於一綫及數綫的陣地，而應當由陣地戰轉為平原與山地的擴大運動戰。另一方面，則要采取游擊戰。朱德也做了發言。他們的意見，獲得與會者的好評，對於國民政府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可是，在討論國共合作的具體問題上，蔣介石仍然挑刺，提出種種非議，為7月間就交予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他一直不予發布。當周恩來重提此事時，他讓康澤出面對周恩來說，中共的宣言不宜提“民主”，應一律改為“民用”；要取消對民族、民權、民生的解釋；不同意提同國民黨獲得諒解而共赴國難等。
就在康澤與周恩來會談的第二天，日軍突然發動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上海軍民奮起抵抗，“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戰火逐步向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延。蔣介石措手不及，心中的那點僥幸，徹底破滅，下決心與日本決戰。周恩來緊緊把握時機，立即向中共中央請示，在將要進行的談判中，我們應努力達到：(一)努力抗戰，以鞏固蔣介石的抗戰決心；(二)紅軍立即改編，爭取開動；(三)力爭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四)催促發表正副總指揮。
大敵當前，蔣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條件，國共談判中久拖不決的問題，終於得到落實。18日，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並於22日正式發表文告。紅軍改編後的指揮機關和人事任命問題，總算得以解決。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播發《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指示，周恩來多次與國民黨談判，強調八路軍可以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蔣介石、何應欽同意八路軍充任戰略游擊支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並消滅一部分的作戰任務。八路軍的戰略任務確定後，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即致電毛澤東等，部隊仍以迅速開拔為有利，提議：“至少應以一個旅為先遣部隊，先行東進。”毛澤東當日複電彭德懷、任弼時：“同意恩來提議”。紅一軍團為先遣部隊，即日出動。自8月下旬起，八路軍3個師的主力陸續由韓城等處東渡黃河，經同蒲鐵路開赴抗日前綫。
紅軍主力的改編剛一落實，周恩來便考慮與蔣介石討論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和中共合法機構的問題。何應欽代表蔣介石同周恩來具體商談，他同意中共派人到南方各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協助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通過這次與蔣介石等的談判，國民黨允許在南京、上海等地設立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後來，又在武漢、長沙、蘭州等地設立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新四軍通訊處等。
談判中，周恩來強烈要求國民黨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員。8月18日，他和葉劍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黨員，經過反複交涉，當天，夏之栩、熊天荊、王根英獲釋。隨後，陶鑄、錢瑛、劉寧一、帥孟奇、張琴秋等也都獲釋。
還是在廬山談判時，周恩來便提出中共在南京公開出版發行《新華日報》。當再次磋商此事時，很快便收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的批文。周恩來十分高興，立即和朱德前往拜望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請他為《新華日報》題寫報名，於右任欣然應允。
南京談判歷時十餘天，一些根本問題都得到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8月21日，周恩來要參加將在洛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離開南京前往西安，談判中的未竟事宜，交由葉劍英等繼續談判和交涉。（文章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縱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