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7日電／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當前思想理論界的熱門話題。然而，什麼是“新型智庫”？如何體現“中國特色”？怎樣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智庫重在提供思想
智庫，我們過去通稱思想庫，即Think tank。在英文中，A think-tank，指智囊團。把Think tank譯為思想庫或智庫，都沒有錯。但是，在現代漢語的話語體系中，智庫卻與思想庫應有區別，應該是思想庫和智囊團的生命共同體，既是Think tank，又是A think-tank。這才符合我們長期以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思路，即當好“黨委、政府的思想庫、智囊團”。如果只強調“智囊團”，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思想的“協調”和“競爭”功能。智庫建設必須重視思想的儲存，即便部分言論尚不太成熟，但因其能引發思想交鋒，使研究結論經受檢驗，也是允許的。因此，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須以思想的存儲、解放和激活為其建設前提。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化進程，傳統的智庫已經被新型智庫建設的使命代替。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的智庫數量已居全球第二。然而，按照Think tank 和A think-tank的性質和定位，我們智庫建設還遠未達到要求。黨政軍機關的政研室、高校的科研機構、黨校的教研部門等，由於基本為財政供養，與決策者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職能或者近似秘書班子，或者專事學術研究，或者主要是幹部培訓。它們雖然也提供對策建議，但多具有排他性，結果使“內腦”決策缺少了多元選擇。科學決策當然取決於“內腦”，但如果“外腦”不能提供多元選擇，決策的科學性就打上了問號。智庫中的思想太少，聽起來是怪論，卻是當前新型智庫建設面臨的最大問題。
智庫建設可借鑒古今中外經驗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並沒有現代智庫概念。不過，智囊角色卻是有的，即策士、謀臣、幕僚、軍師等。他們在決策中往往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有任務，但無組織，算不上智囊團體。如果說古代有與現代智庫相近似的體制，就是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雖然智士雲集，縱論天下，但其策論是被束之高閣，還是立竿見影，完全取決於國君。稷下學宮當然不是智囊團，卻有思想庫的性質。遺憾的是，在它曇花一現後，稷下學宮這樣的體制再也沒有出現在中國歷史上。
國外的智庫建設有許多經驗可供借鑒。著名的美國蘭德公司素有“大腦集中營”之稱，其與政府的關係類似於客戶間的合同。該公司擁有千餘名員工，每年承擔近千項研究課題，但僅有800多人的專業研究隊伍，其餘研究人員全部面向社會聘用。這裡保護“奇談怪論”，鼓勵說“不”，甚至還有專門的基金資助相關研究。誰有思想，誰才能在這裡擁有長久的飯碗。公司只提供自認為科學的研究結論，至於是否被采納，那是客戶的事情。它的一些研究基金也由客戶提供，但得出的結論也未必會對客戶有利。蘭德公司當然不可能完全超脫於政治之外，因為它主要還是為政府機構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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