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您曾經提到，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正逐步制度化和細緻化。如何理解制度化和細緻化？
劉兆佳：從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和張曉明副主任對《決定》的解讀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正運用《憲法》及《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加強在香港的政治、法律和制度建設，確保妨礙“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全面和準確實施的因素逐步被清理。人大釋法，人大決定，香港國安法制訂，立法會議員資格審查，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和做出決定走向常態化、中央強化對特首和主要官員的問責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以及令極端勢力難以在香港政治體制中立足等都屬於政治、法律和制度建設範疇，有利於“一國兩制”全面和準確實施，有利於香港長治久安，以及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並在此基礎上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回歸初心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中評社：和“十三五”規劃相比，“十四五”涉及港澳的部分有了比較大的轉變。用了一半的篇幅來強調憲制秩序、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有關經濟的內容則大大減少。這是否意味著國家對香港的要求，已經從經濟發展更多地轉向政治方面？
劉兆佳：中央對港思路由被動到主動到主導就是政治關注和手段越來越上升的過程。“十四五”規劃有關香港部分實際上是與四中全會一脈相承。五年規劃不只講經濟，而是對社會和經濟的規劃，社會規劃範疇當中最重要就是政治方面。在國際形勢相當險惡的情況下，中央對香港的政治關注非常強烈，會加大精力確保香港不會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不會成為動盪不安的地方，內外敵對勢力不能在香港肆無忌憚地挑起政治鬥爭，危害香港的管治和穩定，更不能讓他們把香港變成一個壓制中國的棋子。
“十四五”規劃說明，未來五年，中央對港澳政策仍然是政治、經濟並重。經濟很重要，如何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何參與大灣區建設、如何促進香港社會經濟民生問題的處理、如何令香港更多進入國內市場等等；但是政治更加重要，法律建設和制度建設，以及國民教育、歷史教育是必須要推行的。不過，現在內外敵對勢力仍然在香港仍然強橫，因此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政治經濟也是相互促進的。如果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產業多元化等經濟問題得到處理，能夠更好地利用國家發展及中央對港政策所帶來的機遇，相信政治環境也會改善很多，反對勢力更加沒有政治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