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更有論者感慨陳詞曰，源自法國大革命啟蒙哲學的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命題，如今似乎僅剩“自由”的“個人（或集體）主義”理念，而“民主（選舉）”則取代“平等、博愛”的道德導向，成為個人或社團集體爭權奪利之下“互為制衡”的政治機制。套句老話，“自由”與“民主”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儘管正反兩方難以絕對平衡。有人說，落實到“泛民”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的訴求，結果很可能是以一個社團集體的利益取代另一個社團集體的利益，社團人數不論大小差別如何，但對社會整體的利與弊而言，顯然是難以權衡的。
無論如何，中國人比較難以接受的是，當今西方各國僅談“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而不知不覺中淨化了“平等、博愛”的人文哲學。北京近年復興孔孟學說，世界各地紛紛成立“孔子學院”，是屬消極“補遺”之舉，，抑欲藉以全面弘揚中國傳統的“中庸理念”與“和諧精神”？僅拭目以待。
“學術分析”與“知識良知”，其奈我何！
第八，有論者說，“佔中”中人，僅因應高度簡單化的政治理念與口號，一窩蜂而上者，肯定為數不少。而當運動蔓延、波濤洶湧時，“始作俑者”，也難以操控，或“指點迷津”。就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同學事後自白，“佔中三子”原計劃是“佔領3天……但及後眼見有數以萬計市民留守，不再堅持退場”（見《明報》2014/12/29）。
如此，則德高望重的大學問家“醍醐灌頂”，亦無濟於事。最難入眼入耳的是不少滿腹經綸、深諳“客觀分析”、維持“價值中立”的專家學者，也投其所好，推波逐浪。也有冷眼靜觀時變的第三者，對“佔中”期間，一眾主事高官的綏靖安撫表態方略，深感不滿，以為口口聲聲，“完全瞭解，充分讚賞年輕人的理想與熱情訴求”連篇好話，無異視振臂高呼的芸芸憤青為“傻子傻妹”，以致後患綿綿，效果適得其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