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去處理政治案件是牛頭不對馬嘴
第二個被破壞的東西是司法。很明顯地，“佔中”發動一萬個人來公民抗命，假設這一萬人真的被抓起來進入司法程序的話，會立刻讓法庭過分負荷，這就是為什麼第一次511人被抓後（2013年“七一遊行”非法留守者），政府沒有告這些人，只是登記在案。如果“佔中”這麼多人都要被抓起來審判的話，法庭就會overload（超載）。從抗命的設局便可以看到，這些人之中，有不少大律師如何俊仁、梁家傑、余若薇、李柱銘等人，都是香港頂尖的大律師，都有出庭辯駁能力，他們還在教群眾怎麼應對。而警察也被迫很小心行事，深怕碰觸到他們權力範圍以外的東西。
佔領人士其實已經策劃了不少策略，比如在路上丟硬幣、在旺角假借“鳩嗚”（購物）來集結群眾，種種的情況表明，他們已經準備在法庭上進行爭辯。而且對於自首的人，警方已經準備好特定表格給他們自己填，變成了以守為攻，在起訴的時候就可以說是他們自己簽下來的，比較容易下手辯護。
我估計，每一個案件，如果是由律師來爭論的話，即使是告示威者違法，也不一定有證人，細節也可以說忘記了，因為如果按刑事案件來處理的話，一定要百分百準確怎麼去定案。在後殖民地的其他地方，多數不用普通法，而是用公共安全法來處理這類案件的。以普通法去處理政治案件是牛頭不對馬嘴，公器不是這麼用的，很難去完善起訴工作。
政府採取行動的時候根本沒有辦法起訴。一個案件已經夠忙了，他們現在有75人自首（指響應“佔中三子”自首者），還可以叫一千人自首，所以自首是大有文章來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