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媒體統計，自5月6日李克強總理痛斥奇葩證明“你媽是你媽”後，一周來各地至少有28起“審批難”事件曝光，涉及房管、社保、教育、公安、房產、計生、民政等15個政府部門。
“奇葩證明”到底有多少？因為人們辦事要開多少個證明無法統計，“奇葩證明”也就無從知曉。證照家底都不清楚，難免有形形色色的“奇葩證明”混在其中，甚至趁機渾水摸魚。以北京市為例，北京市今年將全面啓動摸底排查各個部門核發的各類證照“底數”。證明數量有望摸清。
“奇葩證明”多，也難以根治，總理也不止一次痛斥“奇葩證明”。在5月12日召開的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總理又提出：“你都搞不清楚他要什麼證明，比如說讓一歲小孩開不犯罪證明。”真是沒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
需要指出的是，本屆政府把加快轉變職能、簡政放權作為開門第一件大事。在這樣的背景下，“奇葩證明”依舊層出不窮，足見問題的頑固性。“奇葩證明”為什麼大量存在？這得問“奇葩證明”是誰讓開的。
比如，再婚生育要前任配偶開證明，是計生部門讓開的；去醫院做人流，醫院讓到社區開同意人流證明；想在家裡開超市，工商管理部門要求回社區開“不擾民”證明……綜合媒體的報道來看，“奇葩證明”主要出自部門之手。
媒體和居民都覺得奇葩的證明，總理也不止一次痛斥，為什麼有關部門還是讓辦事人去開呢？說到底，這是因為部門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辦事人利益出發。因為部門擁有權力，能够作出很奇葩的規定，提出很奇葩的要求。
部門利益催生“奇葩證明”，大致有幾種情形：一是怕擔責。讓辦事人開證明，能够將皮球踢給其他部門。比如，教師資格認定要開“無犯罪證明”，派出所卻讓先開“需要無犯罪證明的證明”，教育局又稱我們沒法開“需要無犯罪證明的證明”。當然，更多的時候，皮球被踢到了村委會、居委會。像改名字、改門牌號，甚至印證“人狗關系”的證明等，都成了社區的事。遇到社區也不給開證明，辦事人還真的沒轍。
再比如，兩代身份證號碼不同，當事人要證明“我是我”，本是公安部門的事情，派出所卻讓當事人去證明。又比如，結婚證丟失後，為證明夫妻關系，當年登記結婚的民政部門卻稱檔案找不到了沒法開。本來屬於部門職責範圍內的事情，部門卻一推了之。雖然有些部門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卻不肯將資源共享，也不願意找相關部門核實，而是寧願讓辦事人跑斷腿。
總理提到的證明“你媽是你媽”故事中，當事人向旅行社交了60元錢就避免了往返上千公裡折騰之苦。當部門把開證明當作經費的來源，有了逐利的衝動，什麼“奇葩證明”都能想出來。又比如，車輛在大風中受損理賠開“風力證明”，氣象部門開價600元，但可以講價，分明是坐地收錢。
催生“奇葩證明”的原因，概括起來就是庸懶散奢。有的部門為群衆辦事思維方式僵化，不主動、不創新；有的部門辦事懶惰，能推就推，活越少越好；有的部門作風散漫，“門好進”“臉好看”，就是“事不辦”；有的部門習慣了收錢辦事，打辦事人的歪心思。
如今，任性的“奇葩證明”終於成為衆矢之的。但治理“奇葩證明”，如果僅僅是發現一個處理一個，顯然是治標不治本。只有把清除“奇葩證明”作為一個契機，對所有的證明來一次過濾，才能改變老百姓(603883，股吧)為證明所困的亂象。
從技術層面，在簡政放權的過程中，行政審批事項已經取消的，相應的證明也就沒理由存在；那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依賴於部門紅頭文件而生存的證明，要按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予以清理，確實要保留的，也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確認；部門之間要共享大數據，對於能通過系統查閱的信息，就沒必要讓辦事人開證明。
而要真正消除“奇葩證明”存在的土壤，就必須消除部門的奇葩思維和奇葩作風，讓部門不敢打辦事人的主意，不能推諉塞責。為此，部門要把所有需開證明的清單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來源：法治周末 作者：倪恒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