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公安局日前出台規定，依法不再出具10種證明材料，以此解決類似“我媽是我媽”的荒唐證明和證明過濫問題。據悉，多年來群衆到派出所要求開具的證明越來越多，均為有關部門要求群衆提供，其中大部分證明，本應由其他部門予以調查證實，轉嫁公安機關開具并沒有法律依據。（7月14日《京華時報》）
地方公安機關能公開對“我媽是我媽”之類奇葩證明“說不”，不再出具此類證明，當然值得肯定，而按照“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政府行為法治原則，公安機關無疑也有權拒絕出具此類“沒有法律依據”的證明。但是，對於“我媽是我媽”式奇葩證明，若僅止於公安機關“不再出具”，并不足以根本解決奇葩證明問題。道理很簡單，如果其他政府部門仍然堅持要求群衆開具此類證明，那麼，辦事群衆必將面臨一個難以化解的絕對困境——相關證明根本“無處可以出具”。這樣一來，“荒唐證明和證明過濫問題”不僅不能有所改善，反而會進一步加劇、惡化。
筆者認為，徹底化解奇葩證明難題，關鍵要害不僅在於哪些部門“不再開具”，更在於哪些部門“不再要求開具”；不僅在於某一個政府部門能否單方面采取行動，更在於其他所有相關政府部門能否同時采取行動，進行緊密的協調配合。而要做到這一點，根本原則是這樣幾條：其一，無論是“開具”還是“要求開具”此類奇葩證明的政府部門，都必須恪守“法無授權不可為”原則，嚴格依法行政，既不越權“開具”更不“要求開具”各種沒有法律依據的奇葩證明。
其二，即便是那些具有法律依據的證明事項，如果“原本應由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完全可以通過“讓數據多跑路”而“讓百姓少跑腿”，那麼任何政府部門同樣也不能任性“要求開具”。
其三，在此基礎上，針對奇葩證明問題，不妨借鑒“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經驗，為那些“有法律法規依據”且無法通過“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的證明事項，設置一份“正面清單”，并明確相應的證明程序、收費標准等，以便確保未納入“正面清單”的證明事項，任何政府部門都不能“開具”或“要求開具”。（來源：長沙晚報 作者：張貴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