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下的大同之治
然而當我們見20世紀後30年，世事走勢卻發生變更，市場運作的效應以及公民社會發展出現的機制逐漸取代了這一公權力體系，同時也出現了國家是否消失的爭議。自然最大的變革仍是國際舊有兩極制度的解體，以政治與軍事為中心的國家力量漸漸減少了操縱國際關係的機會。取而代之的是，跨國經濟活動越來越活躍，國家僅扮演一個經濟的角色，而且更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力量。這是一個全球化發展的現象，甚至說是一種潮流與趨勢。國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是否有邊緣化的現象或危機，便是另一個引起討論與爭議的課題。這一變數顯然不是中山先生能預測的。這也就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全球化時代有一個特色，那便是國家固然可以成為一個討論世界大事與大同之治的概念變項，但在國家以外卻有太多的因素操控了人類的公共福利與政策。甚至許多世界大事國家無能為力，反而要向其他因素求之，例如私部門（privatesector）或第三部門（thethirdsector）。這是一個20世紀後期全球化浪潮下出現的新形勢或新現象。最起碼國家與其他非國家因素的結合是處理國際事務重要的基礎。這是21世紀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徵。
在理論上推動此一思維的學者不少，其中以美國加州大學的教授PeterEvans在《世界政治》季刊所發表的一篇專文〈國家是否浸蝕？全球化時代國家何去何從〉的論述可作為代表。在Evans看來，Nttel討論國家作為處理全球事務的變項時，沒有考慮到經濟全球化的大形勢。而這個形勢在他論述國家的作用時是沒有產生的。在這一點上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時代與形勢使然。因而在全球化發展到20世紀末期，我們便要討論一些新的變項，而經濟全球化是最重要觀察的因素。
就中山思想來看全球治理中Evans所稱的“國家的聯合”是有基礎的，因為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中提到“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基礎也是在提振全球經濟的發展，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這個目標不是一個國家能完成的，也不是唯有國家能完成的。這便是中山思想中所談的民生主義的真諦。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中山先生提到：“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為經濟生活找到大同之治的基礎。
因而在我們的理論探討中，要協助中山思想中大同之治便要在國家以外找到新的要素，這是全球化的趨勢。Evans從國家的功能來觀察，曾較具體的指出，“國家權威已滲漏出去：分別作向上的、向旁的、向下的移轉”這一說法具有某些接受性。如果極端一點來說，國家在某些事務上呈現的國家權威“已經消失”也是事實。全球化固然不能指為唯一原因，但就事論事，卻也是核心的原因。全球化的影響正透過政經兩個交互連結但不同管道流動。過去30年時空交錯下，跨國經濟能量逐漸增加且其特質不斷改變，已創造出一個新的、更抑制國家行動的環境系統。在另一方面，藉由逐漸增長的英美意識型態的全球霸權，單一國家的力量也呈現弱化。這種結構改變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力已經流散到全球各處。國家角色不斷地受到了這種全球化趨勢的深遠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