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政府的支持，再加上主流經濟學家像哈佛大學教授Jeffrey Sachs的鼓吹，在1990年代初期，“華盛頓共識”不僅成為推動拉丁美洲經濟改革的政策建議，也成為東歐和前蘇聯進行經濟轉軌的改革藍圖。接受“華盛頓共識”的國家，採取了所謂“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激烈改革方式，透過快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緊縮的貨幣政策，希望達到抑制通貨膨脹、促進市場機能和減少財政赤字等等目標。但是，成效不彰。
儘管“華盛頓共識”推動的成效不彰，但是，蘇聯的瓦解使得“歷史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論點大行其道。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蘇聯的瓦解，意味著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加自由貿易的政經體制大獲全勝，人類社會在國家發展路線和社會體制選擇上，不再有左右為難的困擾，大家都朝向同一種體制靠攏，人類歷史在發展路線抉擇的意義上，已經取得了普遍共識，走到了歷史盡頭（Fukuyama,1992）。
事實上，雖然中國大陸和東歐與前蘇聯國家都向市場經濟轉軌，不過，相較於蘇聯和東歐遵循“華盛頓共識”，採行“休克療法”，同樣面對經濟轉軌問題的中國大陸，則採取了漸進的改革途徑，透過強有力的威權領導和政府治理，逐步地邁向市場化。從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採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路線，然後，逐漸摸索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以來，這種漸進的改革方式即顯現不俗的成效，但是，卻未能獲得國際間足夠的重視和肯定。各種懷疑中國大陸發展成就真實性和預測中國大陸即將崩潰的說法，仍然充斥在媒體上和學界里。4
不過，到了2004年情況有了轉變。美國高盛投資公司的資深顧問Joshua Cooper Ramo先是於2004年5月7日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撰文，提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的說法，接著又在5月11日於英國的外交政策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發表了題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報告（Ramo,2004）。在這篇研究報告里，Ramo指出，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有別於“華盛頓共識”的發展途徑，這條發展途徑翻轉了“華盛頓共識”以私有化和自由化為當務之急的主張，不接受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而是很務實且彈性地依照鄧小平的理念，一步一步地“摸著石頭過河”。在摸索前進的過程中，北京當局相當注意社會的公平與和諧，勇於創新和試驗，靈活地捍衛國家利益，並且善用不對稱權力的槓桿。Ramo認為，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影響力的上升，這種可以稱之為“北京共識”的發展模式，已經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吸引力，成為發展中國家追求發展的新標杆。
Ramo的論點在中國大陸和國際間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熱烈的討論，中國大陸特別將他的文章，John Williamson對“華盛頓共識”的回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和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對“華盛頓共識”的批評，以及中國學者對於“北京共識”的看法，編輯成書，認真探討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的轉折，以及其對中國大陸發展的意涵（黃平、崔之元主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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