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謀求經濟發展為政治民主化奠定社會條件之外，孫中山也注意到，如果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是土地兼併、勞資對立和貧富懸殊，那麼，社會兩極化的結果，民主政治也難以開展，所以，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要同時並進。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他一方面主張平均地權，要防止出現土地托拉斯，並將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土地增值利益收歸公有；另一方面主張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要避免因為分配惡化、階級對立而導致階級戰爭和共產革命(孫文，1989，第一冊：152-157)。換句話說，孫中山認為，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社會是無法建立穩固的民主的，財富分配或階級結構是民主化過程中必須慎重處理的課題，分配良好的經濟發展才能為民主政治的開展奠立良好的社會基礎。
對於中國的環境來說，民主政治畢竟是從國外移植進來的制度，需要為這套制度的運作培養合宜的民眾文化素養。因此，孫中山在〈建國方略〉的“心理建設”部分，也就是〈孫文學說〉當中，主張以縣為單位組織地方自治會，訓練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和復決四權。同時，在〈建國方略〉的“社會建設”部分，提出了〈民權初步〉(孫文，1989，第一冊：553-622)，教導人民開會，培育基本民主素養，以建立可以撐持民主政治的公民社會。
不過，他在參照歐美經驗的同時，也很清楚中國有本身的國情，同時，中國固有的知識中，也有可以補充或糾正西方民主政治缺失的部分。所以，他在憲政體制的選擇上，並不受限於總統制和內閣制的成例，而是參考中國古代的治政制度，將考試權和監察權獨立出來，與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共同形成五權憲法的憲政體制。以期建立公平的官員遴選制度和負責任的監督問責機制。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對於面臨西潮拍打的中國傳統文化，採取了持平包容的處理態度。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他認為要恢復中國的民族地位，必須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並且認為由於中國的民族道德高尚，所以，即使異族入侵使得國家亡了，民族卻還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同化外來的民族（孫文，1989，第一冊：46）。這種對於本身文化力量的認知和肯定，其實隱含著反對外來文化霸權的意味。不過，孫中山並未因此而成為反文化帝國主義論者，他的主張是：“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孫文，1989，第一冊：52-53），特別是科學和民主。然後，還要迎頭趕上，與歐美並駕齊驅。在全球化和在地化的拉鋸中，孫中山顯然相信全球在地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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