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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中國未來的藍圖，也是中山思想的精華所在。 |
比較中山思想和“中國模式”
綜合以上學者們的論述，我們可以將“中國模式”所主張的發展路線和制度設計，大致歸納如下。
首先，在經濟方面，採取因時因地而制宜的混合性經濟體制，並積極地參與國際市場，與世界接軌；在揚棄社會主義路線之餘，不一昧地靠向新自由主義路線；逐步地完善市場機能，但是，國家仍應掌控大型的金融和企事業機構，以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和籌碼；在促進經濟成長的同時，要注意分配的問題，防止階層之間、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貧富差距擴大。
其次，在政治方面，要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機關，施行有效能的治理；建立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制度，以及向人民負責的監督問責機制；先尋求政治的穩定，以利經濟發展，再順應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條件的改善，適時進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為目標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第三，在社會文化方面，尊重中華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倫理和鄰里關係，但也必須向國外學習，引進值得學習的觀念和制度；在學習引進的過程中，要留給社會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改變本國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傳統和文明習慣，使“內生性”和“移植性”得到有效的結合。
將以上這些“中國模式”所主張的發展路線和制度設計，與孫中山先生的國家發展論述做比較，我們必須要說，其中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甚至於對“中國模式”的未來演進，也極具參考價值。6
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很清楚地反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路線，但也不贊成走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路線；他主張維護私人產權和發揮市場機能，但也要求在這個過程中，注意“平均地權”，防止土地集中與不勞而獲，同時，適度地“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他認為中國的發展之路應該對先進國家開放，向西方學習，並且歡迎外資，不過，不是無條件的開放，盲目的學習，沒有計劃的吸收外資，而是要維持國家經濟命脈的獨立自主，投資到生產性的事業，並且保障經濟制度的公平和財富分配的均等。
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認為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必然的發展趨勢，但是，民主政治的開展需要社會經濟條件的支持。因此，他在〈建國大綱〉強調，“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其次為民權”。他希望政府和人民一起努力，共謀“足民食”、“裕民衣”、“樂民居”和“利民行”，同時，提出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主張，藉著穩定的政治秩序推動經濟發展，配合經濟發展培養人民參政的知識和能力，透過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和復決等權利，張顯民權，開展民主（孫文，1989，第一冊：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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